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复杂，其中有四个思想最为重要，也最有概括性。这就是：

 1、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

2、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天人统一思想。                

 3、指导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

4、指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

这四个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渗透至各个文化领域、各种文化表现之中，并起着指导作用。

 

一、第1个重要思想是“阴阳五行”

     阴阳思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统一。对立是指两种势力、两种因素、两种趋向、两种地位等等。它们是一正一反互相对立的，但又统一在一起。同时，对立双方又各向对方转化。五行思想指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这显然是朴素的唯物思想。同时，五行思想强调五种物质运动之间是有联系的，它们之间有生与克的作用。通过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诠释，人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是多么严厉，而其运动变化又是多么生动。它使我们高度戒惧，也使我们充满希望。

　　阴阳和五行本是两个思想，在战国时代才合为一个哲学体系。现在为讲述方便，仍分为两部分来讲，先讲阴阳思想。阴阳思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统一。对立是指两种势力、两种因素、两种趋向、两种地位，等等。它们是一正一反互相对立的，但又统一在一起。同时，对立双方又各向对方转化。这显然是朴素的辩证法，但朴素的东西未必没有深度和特色。

　　阴阳思想有个模式，就是《太极图》。此图长期被人作了神秘的解释，成为宗教和迷信活动的标志物。实际上《太极图》是一个哲学模式的形象表现，把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表现得非常简洁明白。

　　阴阳对立统一的模式有丰富深刻的含义：

　　首先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两种对立因素的统一。

　　其次两种对立因素不是固定不变的。对立双方始终处于消长交替的不停运动之中。《太极图》中有一条S形曲线，把一个圆形分为两条鱼形，非常生动地表现了两种因素的运动变化。而且，正是在“阳”的一方发展到最为壮大之际，开始了“阴”的生成；又正是在“阴”的一方发展到最为壮大之际，开始了“阳”的复生。自然现象中的“日中则仄，月满则亏”、“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等等，正证明了这种辩证的运动变化。还有，《太极图》中的黑白“双鱼”，黑“鱼”有个白“眼”，白“鱼”有个黑“眼”，这正说明阴中始终含着阳，阳中始终含着阴；而这正是阴阳各向对方转化的内在根据。

　　以《太极图》为标志的阴阳思想告诉人们：强弱盛衰都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人类居安应该思危，绝处可以逢生。强者要谦虚谨慎，韬光养晦；弱者要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尤其是安富尊荣、处于强势的人更应有忧患意识，严于律己；切不可骄奢淫逸，任性妄为。

再次，事物内部虽然都包含对立因素的统一，但对立不一定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华民族至晚在汉代已经认识到阴阳之间可以有四种关系，即“阴阳磨”、“阴阳争”、“阴阳和”、“阴阳合”。

之所以会有多种关系，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阴阳对立有种种不同的性质，其相互作用当然会有差别。例如大家都知道“夫为阳，妻为阴”，夫妻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他们之间当然有可能发生磨擦、争吵、打架乃至于离婚；但大多数夫妻关系不至于发展到你死我活，势不两立；多数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天长地久相依为命。

　　第二，对立统一还要看运动变化的各个阶段，其相互作用的主导方面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例如买一辆新汽车要经过“磨合”阶段，在这个阶段，部件之间是以“磨”为主的；等到磨合完成正式启用了，部件之间虽然仍旧有“磨”，但却是以“合”为主了。正因为如此，这辆汽车可以行驶30万公里以上。假如这汽车的部件之间从头到底都以“磨”为主，那么这辆车连3万公里都走不了，根本就是个不合格产品。所以，要注意区分对立统一在各个发展阶段上其相互作用究竟以何者为主；不要一说到对立统一就理解为一斗到底。

　　第三，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方式，还往往取决于当事人采用什么方法来处理事情。例如“人民内部矛盾”，照理并不具有对抗性；但有的因为处理不当却导致严重的对抗。相反，有的对抗性矛盾却因处理得当而不一定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例如现在世界上有种种对抗性矛盾，所以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但中国人却始终反对诉诸武力，主张和平共处，有问题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事实上也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

　　阴阳思想的这些含义给人以警示与启迪，使中华民族从群体到个体都深受教益，有助于长达五千年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它的传播与弘扬，显然也能对全人类起到有益的作用。

五行思想。五行思想指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这显然是朴素的唯物思想。

    阴阳和五行两个思想，在战国时代才合为一个哲学体系，是朴素的辩证法

　　同时，五行思想强调五种物质运动之间是有联系的，它们之间有生与克的作用。生是指生成、促进、助长、发扬等作用。克是指克制、束缚、挫折、摧毁等作用。生的模式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画出来就是一个圆圈。克的模式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画出来成为一个星形。

　　在各种生克关系中，克之反以生之的现象更发人深思：如金克木，木因而成器。火克金，金因而成为纯金、精钢。做人“修身克己”可以提高自身的素养与价值。这都说明克可能导致更高境界的生。

通过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诠释，人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是多么严厉，而其运动变化又是多么生动。它使我们高度戒惧，也使我们充满希望。中国人为此一再明确声称“不称霸”，主动坚持韬光养晦，大力宣扬和而不同，不论国力多么强大也决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样，中国就成为世界上非常真诚的巨大和平力量。这种真诚是深深植根于传承悠  久的民族智慧之中的，是决不会动摇的。

 

二、第2个重要思想是“天人统一”

 在传统文化“天人统一”这个思想中，“天”的含义也是双重的，有时指上帝，有时指大自然。我们现在是对“天人统一”作新的诠释，当然主要是讲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中国有道教。道教出于道家，当它在汉代后期正式成为宗教时，当然也宣扬上帝及其统属的仙官与神将。但道教推尊道家学派的代表老子为教祖，而老子早在春秋时代就指出是“道”创造了宇宙和万物。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道”是指事物运动的规律，或有规律的运动。这种运动创造了宇宙本体（“道生一”）；这个本体一分为二，成为阴与阳的对立统一（“一生二”）；两个对立面相互作用产生了新的事物（“二生三”）；这种新的事物是千姿百态、多种多样的（“三生万物”）。在这种说法中一切都是事物运动的结果。

　　　下面还要作一个文化比较。历来受到中国人重视的传统节日活动，都与“顺应天时”关系密切。

　　中华民族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我想在最早的时候，中国人肯定也有崇拜自然的倾向。因为你没办法，只能既赖以为生，又畏其巨大威力。故而拜倒在地，势所必然。但接下来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也没有明显的征服自然的观念。

　　有人也许会说，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人定胜天”的思想，这岂不也是想战胜大自然吗？这话不对。“人定胜天”的“天”不是指大自然，而是前面说过的“天”的另一种含义，就是“上帝”或“天命”的意思。“人定胜天”就是不怕“上帝”、不信“天命”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当然是积极的。

　　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这正是“天人统一”、“天人相应”的突出表现。

“顺应天时”的思想在社会诸多方面起到了指导作用：

　　一是用于政治机制的设置。《周礼》设定的官制是“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在古人心目中，这“六官”的职能是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特征相适应的。同时，“六官”的职能是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特征相适应的。同时，“六官”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世各朝设置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都有《周礼》“六官”的遗意。另外，各朝的行政措施也有“顺应天时”的特点。如“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春日劝农，秋日点兵”之类。

　　二是用于经济。封建时代主要是农业经济，那时农业基本上“靠天吃饭”，所以事事处处必须“顺应天时”。中国长期通用“农历”（阴历），现在已不通用；但“农业”所遵循的“二十四节气”，仍为农业生产者所重视。

　　早在战国时代，孟子说过一段名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从农业“顺应天时”进而涉及正确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等问题。这在全世界是最早提出来的。孟子的本意只是强调农业生产（也包括渔业和林业）要“顺应天时”，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持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资源的作用。可见“天人和谐”的思想的确与环境学说有逻辑的联系。

　　三是表现于民俗。各种民俗都与“天时”有关系。例如春节庆寿（“天增岁月人增寿”），春季婚嫁（因春为生发季节），清明扫墓（利于植树、除草；也利于上坟的人踏青春游，感受春意）。

　　在民俗中，历来受到中国人重视的是传统节日活动。这些活动都与“顺应天时”关系密切。例如春节，以旧历而言正值旧年过去，新年到来，所以特重除旧布新之意。传统春联“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王安石《元日》诗“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等名句，都突出了这层意思。新年到来，对个体和社会群体而言，有可能打开新的局面,带来新的机遇，萌发新的希望，从而满怀信心展望未来。这种与“天时”相应的除旧布新的心态，对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而言极为重要。正因为年年都有除旧布新的感觉与心态，所以中华民族虽历经五千年之久，却仍然毫无暮气，充满活力，时刻准备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创造新的美好前景。除此以外，春节还有凝聚家族、念祖追远、敦亲睦邻、和谐人际关系等作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团结进取，争取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四是用于人体保健。传统文化认为天时变化在人体上有反应，所以节令交替要特别注意保健。过去老年人都重视“两至两分”（即夏至、冬至，春分、秋分）。认为这是大节气，对人体有大影响。医生治病用药也要考虑天时节令，力求因时制宜。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人体的生物节律问题。这种节律是在人类进化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与自然环境关系密切。现在人类生活的环境（包括自然的与社会的）都在很短时期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显然是人体的生物节律难以立即适应。所以必须用种种方法来调剂，使人不致因环境变化而影响健康。

 

三、第3个重要思想是“中和中庸”

“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和谐好极了，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呢？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中庸之道。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份，“过犹不及”。

　　实行中庸之道、把握准确的度很不容易，因为这必须具有三个前提：　一是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个世界只能“和而不同”。二是要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彼此有益，实现“双赢”。三是要有修养与品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中和”也简称为“和”。“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所以现在常有人提到“中华‘和’文化”。

　　《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大家都认为和谐最好，这在中华文化中处处可见。例如一个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与人相处要“和以处众”；对外关系要“协和万邦”。总而言之，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谐。可见和谐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极其深入人心。

   “中和中庸”思想渗透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许多方正有序的建筑更是这种思想的代表和谐好，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呢？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中庸之道，以中庸为手段，达到中和的目的。

　　但是中庸常被人误解，以为是折中调和、庸庸碌碌，不分是非、不讲原则，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份，“过犹不及”。中庸之“中”，的确要求事物出现平衡状态，但它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点。犹如一杆秤，秤锤必依所秤之物的轻重而在秤杆上移动，才能找准平衡点，从而把秤杆摆平，把重量搞定。假如中庸之“中”固定为折半以取中，那就犹如把秤锤固定在秤杆的中点，那你这杆秤就只能添乱而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当然，处理矛盾交错，情况复杂的社会问题，要做到准确把握一个度，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孔子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礼记•中庸》）在这里，孔子明明白白把中庸与平均主义对立起来，可见决不是“折中”的意思；再则中庸如果只是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那是任何一个蠢才都会干的，怎么会比上刀山还难？怎么会断言“不可能也”？

　　当然，中庸虽然很难很难，但如果不要求把握绝对准确的度，而只要求处理问题大致把握一个度，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有度”总比“无度”更能促成整体的平衡与和谐。

作为一个现代人，要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与冲突，更必须具有“度”的意识，注意把握分寸。假如事事处处都趋于极端，态度绝对化，做事没商量，一味任性妄为，那无论对人对己都是很不利的。所以中庸应是人类的明智抉择，对解决世界上各种矛盾冲突都是很有用的。

实行中庸之道、把握准确的度很不容易，因为这必须具有三个前提：

一是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个世界只能“和而不同”。

二是要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彼此有益，实现“双赢”。“双赢”虽好，但有时实在做不到；为了避免冲突的恶性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有时就只能单方面让步，达成某种妥协。无论“双赢”或单方面让步都需要一定的忍让。忍让的精神在东方文化中往往受到赞扬。

　　我说一个故事。“六尺巷的故事”：清朝时，安徽桐城有一个著名的家族，父子两代为相，这就是张家张英、张廷玉父子。康熙年间，张英在朝廷当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他家在桐城的老宅与吴家为邻，两家府邸之间有个空地，后来吴家建房，要占用这个通道，张家不同意，双方将官司打到县衙门。 在这期间，张家人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当大官的张英，要求张英出面，干涉此事。张英收到信件后，给家里回信中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罢，明白其中意思，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深受感动，也出动让出三尺房基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六尺的巷子。两家礼让之举传为美谈。

这个事例都表明忍让的结果很好！

三是要有修养与品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第二章）可见要做到适度与和谐不仅仅是个认识问题，还与人的品格、修养有关系。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必须致力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四、第4个重要思想是修身克己

　　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四书》的第一本是《大学》(《大学》又是《礼记》中的一篇,而《礼记》则为“五经”之一),《大学》一开始就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强调“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人生下来便是“万物之灵”,有超过其他动物的价值。但这种原生的“自身价值”毕竟是很有限的;尤其是把任性快意满足种种物质欲望和虚荣心视为“实现自身价值”,那更是一种误解。

　　做人必须自觉地致力于提高自身价值。孔子要求“成仁”,孟子要求“取义”,这是为了实现很高的自身价值,在中国历史上也的确有很多人做到了。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们并且把这种信念付诸行动,这才是实现了很高的自身价值。

　　司马迁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其实人活着更有“重于泰山”与“轻于鸿毛”的区别,这就是自身价值有轻有重的表现。而衡量这种价值及其实现程度,又决不是以自我感觉为准,而要得到社会乃至历史的评定。

　　提高自身价值要通过修身,修身才能使人超越原生状态而进入自觉追求崇高的境界。修身离不开克己。克己并不是叫人一味逆来顺受、忍让退避。要知道一切进德修业的积极行为都免不了要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例如见义勇为要克服怯懦之心,坚持原则要克服患得患失之心,做学问、创事业要克服怠惰之心,等等。这些就都是“克己”的表现。老子说:“自胜者强。”(《老子》第三十三章)“自胜”就是克己;克己方能不断地超越自己原有的水平,这当然是“强”的表现。

　　《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话很有道理,人在少年时期正是接受德育、修养品性的最佳年龄段。但现在中小学生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之下,不大可能做到德智兼修。中小学虽有进行德育的某些形式,但因为功课、作业、考试的分量实在太沉重了,所以德育进不了学生的注意中心;而进不了注意中心的说教就只是“耳旁风”,不可能在精神世界中真正发挥作用。

　　从实际情况看,德育应包含“意商”和“情商”,就是意志的坚强程度和情绪控制能力。一个人倘若意志薄弱,他怎么可能持久而顽强地“进德修业”?现在因意志薄弱而走向堕落的人比较多见,且不说吸毒、卖淫、偷盗这类违法行为,就染上“网瘾”而言,青少年一头扎进网吧,荒课逃学,几天几夜出不来,这又如何进德修业呢?

再说情绪控制能力,消极现象也很严重。现在有些人实在太任性了,情绪一激动就走向极端,而不考虑行为的后果。还有的青少年(包括大学生)缺乏心理承受能力,受到挫折就做出消极或过激的反应。所以,“意商”、“情商”是实实在在与进德修业紧密关联的,理应成为修身克己的重要内容,积极自觉地经受锻炼。我通过自己的人生阅历,深感随着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人的任性与纵欲程度正呈现出攀升之势。中华传统文化的修身克己思想正是任性纵欲的对症良药。中华民族在这方面的独创性思维经验很应该在全世界传播与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命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做出了科学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紧密，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互相促进。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源于诸多方面，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是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时代的社会意识，都和以前时代的社会意识有着联系，它的产生和发展都要以前人所积累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思想文化传统。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密切关联又不相同。传统文化是区别于外来文化、当代文化，指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文化传统是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代一代的积淀，是文化的“活的灵魂”。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它贯穿于中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其中的各个方面都贯穿着中国文化传统。如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包容会通”、“见利思义、诚信为本”“勤俭廉政、精忠爱国”、“仁爱孝悌、谦和好礼”、“克己奉公、修身慎独”等精神，通过改造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之中。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继承，而是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吸收、改造、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毛泽东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表现得非常充分。以“群众路线”为例。西周政治家周公提出的“敬德保民”等思想，开启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先河；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政得其民”的历史兴亡规律；荀子进一步提出“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思想，都被毛泽东思想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主张，也吸收和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尚中”思想。孔子在创立儒家学说时，十分重视“和”的价值与作用。他强调“和为贵”，把“和”视为做人处事、治国理政的价值判断标准。他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和同”思想，也是既承认差异，又要求和合，通过互补互济，达到事物的矛盾统一，形成和谐的状态。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认为，万事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两个矛盾的方面，阴阳相互作用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尚中”思想的现代价值，提炼出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和谐文化”，提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个创造。

其次，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的过程中，吸收和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综合创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它围绕爱国主义这个核心，包含了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内容。民族精神这些方面的内容，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凝练下来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比如，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永恒的主题。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同民族的发展历史联系在一起，体现为一种文化。中国历史上无数的爱国志士，用他们的英勇事迹谱写出了爱国主义的光辉诗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革命和拼命的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也都是在汲取传统文化养分的基础上，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内容十分丰富，它围绕改革创新这个核心，包含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等精神。这些精神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创新。

再次，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创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它同样需要继承前人思想道德中有价值、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当前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同志提出来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结合我国道德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为我国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尺度。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国古代的“知耻”文化传统，吸收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出来的“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仁则荣，不仁则辱”、“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等荣辱思想的精华，把这些思想改造成为易懂易记、朗朗上口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摆正了个人在他人、社会、国家中的位置，体现出中国文化智慧中深刻的生命意识和精神追求，表现出人格的“自我的创造性转化”。

 

三、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中国传统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坚实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建适合中国实际的、能够形成国人共识的、反映中国现实发展的、引导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体系。要达到这个目标，应注意解决好以下问题：

第一，充分重视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处理好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都中断、失落了，唯有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承前启后、薪火相传。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有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作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就没有中华民族精神之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无法建立。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说明，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我们当代构建的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联系。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是要充分重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我们对传统文化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倾向被推向极致，变成了一场“大革文化命”的运动，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摧残，在中国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心里都留下阴影。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结果，最终酿成了一系列恶果，造成了“断裂的一代”、“西化的一代”，造成了对传统文化没有温情和敬意、失落迷茫的一代人。改革开放后，党中央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大力倡导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也不可否认，在一些国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中间，还没有对这个问题充分重视起来，更没有落实到行动中。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我们要认真对待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把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放到一定的高度上来认识。二是要认真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瑰宝。它历史悠远、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如“和合”、“民本”、“天人合一”、“制天命而用之”、“民胞物与”、“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知行合一”等命题和认识，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都值得很好地发掘。三是要批判地继承。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否定中国文化诚然不对，但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也是错误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糟粕的东西，必须对这些东西加以剔除。比如，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等级观念、“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官本位”等观念就是需要剔除的糟粕。法家学说中的“尊君”、权术思想，对现代社会管理也是消极因素。道家学说中的“守拙”、“贵柔”、“无为”等思想，在现代社会中都有一定的消极意义。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说要重视传统文化，就把古代的经典奉为至宝，认为只要熟读经书就会无所不通，就是掌握了传统文化，就可不加鉴别、不加批判地全盘拿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弘扬，必须采取“扬弃”的辩证态度，才能从中汲取积极的因素，构建出能够反映国人共识的科学的核心价值体系。

第二，整合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曾经展开过几次比较大的争论，有过“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会通以求超胜”、“全盘西化”、“儒学复兴”、“民族大众文化”、“创造性转换”、“综合创新”等观点。笔者认为，张岱年先生提出来的“综合创新”论在中国文化论争中是一种极具价值的学说。这种文化主张，是在研究和分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论争中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抛弃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了盲目的华夏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干扰，特别是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意吸收“会通以求超胜”论、“民族大众文化”论中的合理因素，认为只有辩证的综合创造，才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坦途。对古今中外有益文化加以综合，以构建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中，而是发扬一种创新精神，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为此，我们既要对传统文化中有益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合理成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样式。例如，将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创造性转化为义利兼顾的新型的价值观；将儒家所极力倡导的“贵和尚中”精神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和谐理念；同时，我们又要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把传统文化的主导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的现实价值导向、价值理想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观。例如，将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观念发展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当代爱国主义精神，以此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联系

（一）中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

中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一门医学。它具有自身特有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而且，正是运用这种理论的指导和方法的诊疗，才保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繁衍和健康。并且，从古到今，也为许多国家所重视、引进和应用，甚至许多中医学家也成为世界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如李时珍。

    中医学不仅是中国医疗科学技术的伟大宝库，在发展过程中，也充分吸收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多方面的内容和特点。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温床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医学在思想、理论、观点，甚至具体内容上，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二）中医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和脊梁

1、中医药有西医药无法比拟的优势

（1）、中医药标本兼治

中医药是整体调理，中医药有“简、验、便、廉”的特色。中医传统疗法中以经络学说为依据的一些疗法，是通过对机体的整体调理，使天地人相应相谐的高超疗法。

（2）、中医是中华文明的符号和象征

中医药学术体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最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科学门类，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过不朽的贡献，在现代医学较为发达的今天，仍然在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医自己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它就具备双重内涵，一个就是它的人文属性，它是一种哲学医学模式，它讲整体观，讲天人合一，讲阴阳，讲这个人要平和，阴阳的本身就是平和，和现代科学认为人体和任何一个生命体的内稳定保持平和完全是异曲同工。这就是它的人文科学部分。

但是中医还有它的自然科学部分。它也非常明确地讲清楚了在中国的这一套理论上推荐出来的人的心肝脾胃肾和每个人的心肝脾胃肾的完美功能表现。比如我们讲脾胃，脾胃是取后天之本，这个人如果吸收好，吃嘛嘛香，肯定长得很壮，如果脾胃很虚弱，吸收不好，肯定营养就会不够，营养过剩不行，营养不足也不行，中医这些理论源于什么？这就不是哲学，这是一种自然科学内容，它对人的心肝脾胃肾都有非常好的功能界定，中医是一种最原始的又符合了我们最现代科学的这种内涵的实践医学，它强调的是实践。

中医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完美结合的临床医学科学，是我们中国独特的一种科学体系。这就是对中医的界定。因为中医到现在有疗效，有的人说中医有些东西现在科学无法解释，有的东西不能量化，有的东西没有形态学基础，因为我们知道现代医学认为我们人体的所有都要有形态学基础，比如你有血管，有神经、有肌肉、有骨骼，中医的经络在什么地方呢？中医的血和现代的血是一样的，中医的气又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看不见，摸不着，这种功能的东西。

（三）中医药学理论博大精深

中医学经过2000多年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经过无数医学家的努力，形成诸多学说。就其理论基础而言，包括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气血学说、经络学说、五运六气学说、病因学说、诊法学说、治则学说、中药性能学说、方剂学说和养生学说。这些学说环环相扣，纵横贯通，从而形成一个庞大、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

　　天佑中华有中医。中医学经过2000多年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经过无数医学家的努力，形成诸多学说。就其理论基础而言，包括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气血学说、经络学说、五运六气学说、病因学说、诊法学说、治则学说、中药性能学说、方剂学说和养生学说。这些学说环环相扣，纵横贯通，从而形成一个庞大、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

肇始，五帝开基。传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一画开天，判列阴阳，研制九针，以拯夭枉。神农创制耒耜，教耕五谷；一日而遇七十毒，赭鞭以辨众草木，相土地所宜，尝百草性味。《神农本草经》，开药物学之先河。黄帝问难岐伯，济民众于仁寿，救病患于水火。《黄帝内经》，列阴阳之候，彰死生之兆，终成中医之圭臬。神医扁鹊，遍游各地，诊视疾病，美名传扬。医圣张仲景勤求博采，撰著《伤寒杂病论》，为辨证之宗、众方之祖。名医华佗发明“麻沸散”，创立各种外科手术，为世人惊奇、世界领先。隋唐时期，医著大盛，唐高宗颁布《新修本草》，乃世界第一部国家药典；药王孙思邈《千金要方》，为最早临床医学百科全书。金元医学，流派始分，新学肇兴，刘主寒凉，张主攻下，李主补土，朱主养阴。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堪称“东方药物巨典”。明清时期，西学东渐，大疫流行，医道变革，温病学终成独立体系。近代以降，面对西学挑战、疾病谱变化，中医坚持主体发展，保持特色优势，在防治重大疾病、促进人类健康中不断发挥巨大作用。

　　中华医学，绵延数千年而气脉不绝，历经磨难坎坷而百折不挠，且医籍之丰，医家之众，波澜壮阔、奔流不息，为世界医学史所罕见。其因何为？正是一代一代中医人铸就中医之魂！中医之魂是中医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是中医造福人类的财富之源。

“和”是中医的核心价值。天人合一、人我合一、形神合一，和是生命赖以形成、存在、运动的基础，和是健康、快乐、智慧的最高境界。人居天地之间，天地人得其和，则风雨有节，寒暑适时，人之起居服食、视听言动、喜怒哀乐无所过，则心和而形和，形和而气和，气和而天地之和交应，此所以长生久视之道。为医者不仅要在诊断治疗上整体审查、四诊合参、辨证求本、调中致和，而且要在医患关系、同道关系上以和谐为目的，以诚信为原则，信和、谦和、温和是为医者的内在道德修养和外在行为规范。

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的根基和灵魂。“仁和精诚”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

中医药学术体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最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科学门类，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过不朽的贡献，在现代医学较为发达的今天，仍然在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中医药技术受到越来越多外国人的欢迎和喜爱，形成了世界范围的中医热。世界卫生组织在2003年《全球传统医学发展战略》中，明确指出针灸、中药等传统医药正在全球获得广泛重视，并盛赞中医药学是世界传统医学的榜样。在医学模式改变、诸如SARS、艾滋病等各类新病种加速出现的今天，中医药技术又以其卓越的疗效让科学界刮目相看。

中医本来就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中医的“辨证”思想也影响到了许多方面，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思辨的民族，中医和中华文化的核心是重“谋略”，而西医和西方重技术。即使在现代化的浪潮下，中医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在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中医的辨证与中华文化的讲究辨证均衡的长处是明显强于单纯的技术的。可以这样认为，几千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医就是凭着这种高超的智慧来救治苍生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才是人类医疗发展的正确方向。因为中医不仅体现在治病救人方面，还包含道德文化哲学等等社会各个方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医学。中医药理论，是中华民族文化、人文哲学、宇宙观、生命观、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以阴阳学说、脏腑学说为核心的独特医学理论。中医药的发祥地是中华大地，所用的中药是中华大地上生长的天然药物，中医药学与世界各国的传统医药学比较起来有六大优势，这就注定我们中医药学要姓“中”。姓“中”并不排斥中西医结合，只有中医的存在，才能有中西医结合。

（四）中医学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医学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发展直接影响中医学及其医德的发展水平。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及传统文化的发展水平不同,医德的成就和进步也不同,特别是封建社会几个阶段的发展,更清楚地表明医德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医德的关系,有利于医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扬光大。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它从哲学、科学的角度上揭示宇宙、社会、人生的本质和意义的，既是充分说理的，又可以让人进行实证，这些内容不是一般宗教能随便解释得了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

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五、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源远流长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条目繁多，内容丰富而庞杂。其中，尚公、贵和对中华文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可将其视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

1、尚公 

尚公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 ，贵和也是由尚公派生出来的。

中国古代尚公，首先是由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中国是在没有彻底破坏氏族血缘关系的情况下由野蛮进入文明、建立国家的。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一种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扩大。这便是孟子说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因此，有学者说，中国古代的“国家组织，一如家族”，是“君与父无异”、“家与国无分”的。由家族本位引发的势必是整体主义。这是因为，家族的整体利益直接关系每个家庭成员的切身利益，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家族的地位所决定的。这样，人们自然会把家族的整体利益置于首位。

中国古代重整体的观念又产生于先哲对人的社会性的深刻认识。荀子早就说过，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之所以高于和优于万物且主宰万物，就在于人能组成群体，从而形成巨大的合力。荀子又从社会分工来说明个人对社会群体的依赖。由于任何人都“不能兼技”，人类只能通过分工协作而共谋生存。所以，他一再强调：“人生不能无群。”只有群体“和一”，个人才能安乐；若群体因争而乱，由乱而离、而弱，个人便无法安生。这就突出了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一致性。在其他古籍中也有类似议论，如《汉书》中说人“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在这种古老的社会学理论影响下，家族整体主义发展扩大为重群的社会整体观念。于是，整体重于个体，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就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群体、整体通常是用“公”来表述的，因而“尚公”便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

一门学术的观念系统，是指处于这一学术深层的、具有方程式设计意义、而表现在理论系统和技术系统之中并对其起支配做用的思想性内容。它具有韧性持久、作用广泛和深刻且不易改变的性质。

中医学讲究超越结构的整体观念，就是脱胎于“尚公“思想的模板。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不仅把人体自身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也把人与自然、身与心、人与社会等各种因素统一联系起来。所以在分析、认识人的生命现象和诊治疾病时，往往要从这种广泛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去把握。

并且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又有其独特之处。第一，这一整体观念认为万物连同人自身都是由一元之气化生的，这一整体超越了结构，却又没有忽视结构；第二，气的运动变化是连续而非间断的。这样一种连续的气话运动整体，从过程而言，不能街区任何一段加以个别认识，个别需服从整体。所以无论生理现象还是病理现象，都只能从真题的全过程出发；第三，气作为万物始基，它是无限的，充满宇宙的。因为无限，所以无法选取有限的内容加以认识。整体辩证愈加重要。

同时，中医学重视顺应天地的自然观念。崇尚自然，顺应自然，最后达到天人合一。它既强调与自然地统一和谐，又强调自然而然的状态。这是对道家“无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 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

尚公是贯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条主线。首先，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仁是四德、五常之首。而仁的根本精神就是爱人利他，其着手处是“克己”，即克服自己的私心、私欲。到后来，宋儒直接以公释仁，如“公而无私便是仁”，以去私作为为仁之方。 中医更是以伦理强化医德。医德即医学道德。它以医药学为基础,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和深化的过程。由于医德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受着社会道德及意识形态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与传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明确这一关系,有利于医德的发扬光大。中医史上历来强调医德修养。孙思邈《大医精诚》，被誉为是“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它论述了有关医德的两个问题：第一是精，亦即要求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第二是诚，亦即要求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以“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策发“大慈恻隐之心”，进而发愿立誓“普救含灵之苦”，且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誉”、“恃己所长，经略财物”。更明确地说明了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不光要有精湛的医疗技术，还要拥有良好的医德。 

2、贵和

    中国古代的整体主义又极为重视整体内部的和谐，试图通过人际关系的和谐、个人与整体的协调来实现整体的和谐。古人深知，群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除了秩序，还有协调与和谐。对社会整体而言，秩序与和谐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建立秩序是为了保证协调和谐；另一方面，协调和谐的实现自然会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安宁。中国上古文化是礼乐文化，不仅重礼而且重乐。所谓“礼主分，乐主和”，就是要通过礼乐来追求国家与社会的和谐有序。先哲也一再申言，“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德莫大于和”。因此，贵和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又一重要精神。

   中国传统的贵和精神表现在诸多方面。就国际关系而言，它主张“协和万邦”；就国家治理而言，它期望“政通人和”；就人际关系而言，它要求和睦相亲、和衷共济，强调“和气致祥”；就家庭关系而言，它告诫人们“家和万事兴”；就经营之道而言，它提醒人们“和气生财”； 就中医辩证而言，不仅要重视整体观念，同时也不忽略。中国人始终认为，祥和之气是最可贵、最美好的。

为了维护和谐、稳定、均衡，中国古人始终对失和、失度、失衡保持警惕，这就促使中国人形成了中庸的民族性格。由于古代先哲从一开始论和就重视和同之辨，所追求的乃是一种多样统一的理想状态，这又养成了中国人较为包容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不仅使中国人对外来文化能够兼容并包，而且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中国，以和为贵不仅是一种普遍共识，而且业已成为一种民族心理。这种民族心理又促使中国人形成了和解、礼让的处事原则，与人为善、宽厚待人的交往原则。由于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使中国自古重视生态伦理，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由于强调个人自身的和谐，就使人们重视“和心”、“和性”，养成一种平和的心态，深知“心必平和然后乐”的道理。概而言之，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贵和精神随处可见，对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习俗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 中医讲究养生，不治已病治未病

中医养生的精髓——不治己病治未病。养生重在生活化，提倡养生生活化，就是要积极主动地把养生方法融入13常生活中的作、息、坐、卧、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必须符合人体生理特点、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才能给日常的工作、学习和健康带来更多的益处。总之，养生是人类之需，社会之需，日常生活中处处都可以养生，只要把养生保健的思想深深扎根于生活之中，才可做到防病健身，祛病延年，提高健康水平。正确认识、理解中医养生法则对“治未病”养生的内涵、诊断、预防、防复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不治已病治未病，即避免疾病的发生、发展，将其防患于未然。内在颐养正气，外在慎时避风，以达到未病养生，防病于先的目的。“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呼”。

2、未病先防，已病防变，中医学“治未病”主要包括未病先防和已病防变两个方面。未病先防即在疾病未发病之前，通过各种养生(饮食、运动、情志)调摄和非药物疗法(针刺、推拿)来达到增强体质，保护正气，提高人体抵抗外邪的能力。使“虚邪贼风”无法侵袭人体，并防止疾病发生，保护健康。已病防变即在疾病发生的初期，病情尚轻，病位尚浅，正气损害尚微时，给予早期诊治、早期治疗，掌握病势，防止疾病深人传变，并波及其他脏腑。

3、亚健康疲劳状态是一组原因不明、持续存在或反复发作的严重疲劳征候群，中医特色疗法可用五行之五乐进行音乐疗法干预。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对应五音是角、征、宫、商、羽；对应五脏是肝、心、脾、肺、肾。而音乐本身就可调理心灵，借着听觉、感觉对人体细胞有按摩的作用。五行音乐借助中医的养生理论带动身体能量，从而帮助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平衡状态。

4、治未病之重要性，治未病是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医养生、中医预防、中医保健、中医治未病理念，以及治疗疾病的作用原理、治疗方法、适用范围的一门系统科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全面继承中医学的学术理论与治疗方法的基础上，借鉴现代科学技术与思维方法，全面提高临床医疗、科学研究及基本条件等水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以及治未病医学自身的不断发展完善，与其他学科不断相互交叉融合，在中医养生、中医预防、中医保健、中医治未病理念的基础上，派生出中医养生学、中医预防养生等新兴学科及方向，促进中医治未病学新的学术理论体系的形成，使这一古老学科益光彩夺目。

治未病提出了以预防为主的医学理念及思想，并对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病后防复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医治未病的养生内涵是以中医学整体感念，辨证论治为指导大法，加以治未病养生保健诊治思路，大法与思路相互融合。治未病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前期预防，中期防变，后期防复。